“他從不聽套話，有事說事。5句話能說清楚的就用5句話。你要說50句，還沒到正事，你就不要說了，他不聽。就是這種風格。”王岐山任北京市長時，蔣中一去辦公室看他。王岐山說，有些人不適應，對他有意見。“我不改，我沒有那么多時間來給他們扯這些事，留下時間我還不如多看幾本書。”

　　“語言系統(tǒng)、辦事風格，跟已經形成的官僚系統(tǒng)不一樣，”蔣中一說，“但他尊重這個規(guī)則，他知道多年形成，破不了。”

　　九號院的開放、包容、平等，無可避免地在走出的人的身上留下印記，既是個性的、思維的，也是感情的。一位受訪者見證過這樣一場景：90年代末一次會議中，周其仁發(fā)表了觀點，領導不悅，說他們無非是杜潤生的徒子徒孫。周回應，怎么著?我就愿意當徒子徒孫。

　　杜潤生的“徒子徒孫”已然散落四處，九號院的故事也顯得遙遠，人們回憶它、總結它，總是帶著期望，似乎其中蘊含著某種可能。

　　在北京東三環(huán)附近的一間辦公室里，翁永曦決定對我們說些什么。當年成了最年輕副部長，羨慕與仇恨夾雜著污名不斷襲來，他被迫離開體制，下海經商，如今是一家公司的董事長。

　　他仍然保持著熱情，像三十多年前那樣，時常下去調查研究。他遞給我們名片，正面是名字，背面是電話和郵箱，沒有企業(yè)名稱，沒有職務和頭銜，只印著握手圖案。他說，結識新朋友，不忘老朋友，永遠是朋友。我是良民翁永曦。

　　采訪到最后，翁永曦找來一段文字，要讀給我們聽。那是有記者提到“農民不能恢復成立農會，很難抵制權力侵害”時，杜潤生回應的話。

　　翁永曦站起來，右手拿著文章，背后的燈光隨著他身體晃動，有點兒刺眼。他大聲地、一字一句地讀了起來：

　　“林肯在簽署《解放黑奴宣言》以后，有人問他，你怎么敢將成千上萬的黑奴從奴圈里面解放出來，你怎么敢，你不怕天下大亂?林肯很平靜地回答說，政治家做很多事情，需要的僅僅是勇氣而已，可怕的是對不確定性的恐懼。”

　　(感謝段應碧、姚監(jiān)復、郭書田、魏唯、翁永曦、趙樹凱、袁崇法、戴小京、何道峰、蔣中一、張木生、王振耀接受采訪及提供的大力幫助。部分內容參考孫方明《潮聚潮散》、余展高文斌《我所認識的杜潤生》、杜潤生《杜潤生自述》、凌志軍《1978歷史不再徘徊》、趙樹凱《農民的政治》、《農民的新命》、柳紅《八〇年代:中國經濟學人的光榮與夢想》及《財經》雜志、《經濟觀察報》、《南方周末》的相關報道，特此致謝。實習生鄭子琳亦有貢獻)